楚系简帛文字编读书介绍
| 类别 | 页数 | 译者 | 网友评分 | 年代 |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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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 | 1359页 | 2020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 定价 | 出版日期 | 最近访问 | 访问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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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元 | 2020-02-20 … | 2020-07-20 … | 76 |
东西方学者共同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应当从出现文字时始。然而，无论是对于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还是对于“禹都阳城”发现的夏代陶文，人们都为之难以破译而困扰不已。直到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尤其是荆楚大地上千座古墓葬被发掘后大批简帛文献重新问世，人们这才对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文字，开始有了直观的认识。
至1994年止的数十年间，长江流域发现简牍文献22批，近3万余字。面对这一被东西方学人誉为“地下图书馆”的历史典籍，新近问世的《楚学文库·楚系简帛文字编》采用分部归类、单字简注的方法，将近2万个字的楚国文字审释总汇，为人们解读战国文献，设立了一座格局恢宏、标注明晰的“路标”。这部多达40多个印张的专著作者，就是荆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滕壬生先生。
滕壬生现已年近古稀。60年代初，他调入荆州博物馆。在已经发掘的上千座楚墓中，几乎每一项重大发掘工程，都...
作者简介东西方学者共同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应当从出现文字时始。然而，无论是对于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还是对于“禹都阳城”发现的夏代陶文，人们都为之难以破译而困扰不已。直到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尤其是荆楚大地上千座古墓葬被发掘后大批简帛文献重新问世，人们这才对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文字，开始有了直观的认识。
至1994年止的数十年间，长江流域发现简牍文献22批，近3万余字。面对这一被东西方学人誉为“地下图书馆”的历史典籍，新近问世的《楚学文库·楚系简帛文字编》采用分部归类、单字简注的方法，将近2万个字的楚国文字审释总汇，为人们解读战国文献，设立了一座格局恢宏、标注明晰的“路标”。这部多达40多个印张的专著作者，就是荆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滕壬生先生。
滕壬生现已年近古稀。60年代初，他调入荆州博物馆。在已经发掘的上千座楚墓中，几乎每一项重大发掘工程，都有他为之付出的汗水。三十多年来，他在领导岗位上，一边主持工作，一边孜孜于学术研究。这部《楚系简帛文字编》书稿，是他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整理、精心编撰总汇成书的。
全书收录的楚系简帛文字，采自鄂、湘、豫三省共17座楚墓和曾侯乙墓，举凡竹简、竹牍、竹签牌以及楚帛上的墨书文字，皆在收集之列。在编辑体制上，为便于检字查阅，该书采用《说文解字》的分部手法，将所汇文字，分别以单字、合文、重文、存疑四个部分，一分行开列。作为一部文字总汇专著，由于此书在注释上采用了国内最近的研究成果，所以它既具有工具书的使用功能，又兼有释疑解惑的学术价值。比如，“楚”字，该书收录的单字就达39个之多，这些笔划、结体、字形各有特色的字，分别出自包山、望山、天星观楚墓和曾侯乙墓，各个字严格按照原生简牍的书法与手迹摹写，力求做到“原汁原味”，分毫不爽。简释字词作双行排列，一侧是原简出处、墓别、简片编号，一侧是该字的上下文语段。当使用该书进行查阅时，读者便可一目了然地汲取更丰富的文化信息。
凡例
一、本編增訂是在一九九五年七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初版的拙著《楚系簡帛文字編》的基礎上重新進行編撰的。新增補的部分主要有：郭店楚墓竹簡、九店楚簡、新蔡葛陵楚墓竹簡以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著錄的戰國楚簡文字。
二、上述簡帛文字，一類是照片掃描字形或照片複印件；另一類是摹本。摹本的文字嚴格按照原物照片摹寫的，間或參照實物複核。字體大小雖與原物不完全一致，但字跡儘量做到不失原形。
三、本編增訂本收錄楚系簡帛文字總計四萬九千零五十個。分編為單字、合文、附錄三個部分。凡殘損模糊過甚者未予收錄。字形相同，用法一致，一批數見者，亦儘量收錄。凡文字不知音義、不便隸定者，則入附錄。
四、字頭排列大體參照李守奎《楚文字編》的格式，以《說文》大徐本為序。見於《說文》者，字頭首出小篆的楷書字形，次出小篆字形；同一字楚系簡帛文字有異體者，則分別排列在同一字頭下；結構不同的楚系簡帛異體文字皆出隸古定，次於相應的字形。《說文》所無之字而有形聲可識者，用楷書作字頭，分別附於《說文》各部之末；見於後世字書者，則注明見於何書。
五、爲了控制篇幅，與小篆結構特點不同的異體字，除依《說文》有重複者外，原則上不再重出其字形。
六、每一個字下皆注明出處，并附辭例。凡屬已著錄公布的材料，字形下首標出處簡稱，次標簡序號；凡屬未公開發表的資料。則僅注明墓號簡稱，即按照簡文內容標明其大致出處。例如天星觀一號墓出土的卜筮祭禱記錄簡，簡稱為“天卜”；其遣策部分則簡稱為“天策”。辭例中的本字，均用“∣”作代號；用“□”號代表存疑或殘缺字；用“？”表示竹簡殘斷。
七、審釋文字，博采眾家歷年發表的研究成果斷以己意，不注明出處，書後附有主要參考文獻，可以參看。對個別眾說紛紜的字，從一家之言，字下間出按語。
八、字編後附有筆畫檢字表，以備檢索。
序
荊州博物館滕壬生先生是我相識多年的老友，曾從他處得到很多的知識和幫助。他在博物館長期擔任行政、業務“雙肩挑”的職務，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始終不脫離考古和古文字的研究，尤其重視古文學的探討。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歷次會議，滕壬生先生總是盡可能出席，在各種刊物上發表的論作有公認的成果和影響。
由于荊州為楚國郢都故地，滕壬生先生於楚文化田野考古工作積累有豐富經驗，在古文字學方面的貢獻自然亦集中於楚文字。上世紀九十年代，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張正明先生主編的“楚學文庫”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間關於楚文字的專書，便是滕壬生先生的《楚系簡帛文字編》。滕壬生先生在這部書上用了多年功夫，從八十年代即着手輯集資料，矻矻久之，終於一九九五年成書，到次年印行。這部書所收材料非常豐富，體例也很完善，全書厚達一千二百余頁，問世后迅即成為有關學者架上必備的工具書，對促進楚文字研究的進步起了顯著的積極作用。
東漢許慎《說文•叙》形容戰國時期為“言語异聲，文字异形”，近年的發現與研究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其時東方六國文字，雖都是從殷周文字演化而來，然而變异多端，常有匪夷所思之處，遠不如秦國文字的整齊規範。至秦兼并六國之後，下令“罷其不與秦文字合者”，這種文字已被廢弃，更使後人辨識增加困難。現在戰國文字研究已建設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分支，作為其重點的就是六國文字，尤其是楚文字。
楚文字在六國文字中，迄今發現最多。這不僅是因為楚國土地於六國間最稱廣袤，更是由於楚地大多具有特殊的地下環境條件，加上良好的埋葬制度，使像竹簡帛書這一類易於朽壞的文物得以存留下來。楚國簡帛的大量出土，被認為是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在學術上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應該說明的是，楚簡帛是先秦文字中間字數最多的文物。大家知道，殷商金文最長的？卣是四九字；甲骨文最長的小臣墻肋骨現存五五字，復原估計有約一八○字；西周金文最長的毛公鼎也只有四九七字。所有這些，在字數上都不能與楚簡帛相比。況且楚簡帛都有較多的上下文字可供推求，其中的書籍有的還有傳世本足資對照。這樣，通過楚簡能夠準確考釋出許多文字，並且由之上溯殷周，下通秦漢，於古文字學中有其獨有的重要性。
楚帛書只在一九四二年於長沙子彈庫出土過，楚簡則發現多批，而書籍以一九九三年荊門郭店一號墓所出和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為最豐富重要，其整理發表均在滕壬生先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初版以後。好在滕壬生先生沒有中止他的工作，又費了幾年功夫，將這部《楚系簡帛文字編》全面擴充修訂，增收了文字材料，改進了編排釋讀，使之更便利於學者使用，是非常值得我們感謝的。
楚文字的研究正在迅速發展之中，新版的《楚系簡帛文字編》吸收了學術界的最新成果，也體現了滕壬生先生長期鉆研探索的眾多收穫，希望讀者不要錯過。
李學勤
二○○七年二月十八日於清華園
後記
《楚系簡帛文字編》作為“楚學文庫”中的一本，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發行。李零先生指出：這“是包山楚簡公布後資料最詳備的楚系簡帛文字編。該書博采歷年發表的考釋成果，每字注明出處和辭例，極便讀者利用和覆驗原書，想必會推進大家對楚文字的認識，為早日進入大規模識字階段作準備。”先生的鼓勵和寶貴意見給我日後繼續從事這一工作帶來了激奮。
二零零一年，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負責同志主動同我約稿，他說，許多知名學者對你編著的《楚系簡帛文字編》很感興趣，希望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充新的內容再做一本大型的楚簡文字編，書名改為《楚系簡帛文字大典》。不久，我到北京大學向恩師裘錫圭先生作了匯報。裘先生說，這是好事，但書名不要改，你的《楚系簡帛文字編》大家都熟悉，我們都在用。已經有了知名度，何必再改名？我希望新的增訂本把已經公布的楚簡文字盡可能多收一些，最好一網打盡。後來出版社完全贊同裘先生的意見。先生的教誨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令我非常感謝。
二零零二年便著手做郭店楚簡和九店楚簡的單字及辭例卡片，這時，高級考古攝影師金陵同志主動給我提供了郭店楚簡的照片資料，給了我大力支持。後來我一直盼望河南新蔡葛陵楚簡的公開發表，待至二零零三年十月該簡隨其考古報告正式出版，在尚未公開發行時，河南省考古所郝本性先生和賈連敏先生來到荊州開會，就把該樣書送給了我，令我非常感動。從此以後，我才傾全力整理資料，著手編排。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長江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文武教授安排黃婷婷協助我做了數以萬計的文字資料，夫人彭孝英給我整理原書的卡片萬餘張。在編排過程中，面對近五萬張單字卡片，如何才能理順分別歸入字頭，決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這時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吳順清教授、蔡桂蘭主任助理主動關心，讓我臨時聘請助手，給了我極大的支持。至二零零四年該書初稿完成，并交出版社。在這一過程中，彭杰、陳江、閆紅、潘荊南、郭萍、張揚等人，協助我做了大量資料編排工作。
從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該書三易其稿。在一校二校三校時，李家浩先生在百忙之中、在返鄉回家休息的日子里，對該書先後三次審閱修改，提了許多寶貴意見，朱筆斑斕，嚴加把關，付出了大量的辛勞，令我十分敬佩和感謝。
二零零六年，在武漢大學組織的國際學術會議期間，李學勤先生問我近況如何。我向先生匯報了編撰該書的情況，并請先生為該書作序。先生欣然答應：“好啊，沒有問題。”并囑咐我“常電話聯繫“。我深知先生工作非常繁忙，對我這樣一個學識疏淺的後學之人如此關心厚愛，令我非常感激。
湖北教育出版社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孫艷魁主任更是不憚其煩，多次來荊州指導工作，在排版技術上嚴格把關，屢易校稿，辛勞尤多。在此，我再次向出版社及排印公司深表謝意。
這部書能夠出版，是許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在其編著和出版過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之外，還先後得到賈漢卿、劉彬徽、陳松長、黃錫全、陳偉、吳良寶、李守奎、陳佩芬、黃有志、楊隨震、張大軍等同志的關心和幫助，以及文物局、博物館等有關單位和有關領導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并請讀者批評指教。
滕壬生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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