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读书介绍
| 类别 | 页数 | 译者 | 网友评分 | 年代 | 出版社 |
|---|---|---|---|---|---|
| 书籍 | 712页页 | 9.0 | 2020 | 中华书局 |
| 定价 | 出版日期 | 最近访问 | 访问指数 |
|---|---|---|---|
| 680元 | 2020-02-20 … | 2020-03-09 … | 32 |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
作者：王寧
這部《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以下簡稱《筆記》），是太炎先生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在日本講授《説文解字》的課堂實録，根據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魯迅）三人現場所記和事後整理的筆記整合在一起編排。這份《筆記》記録了太炎先生研究《説文》的具體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創建的以《説文》學爲核心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思路與方法，也記載了三位原记录者向太炎先生學習《説文》的經歷，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難得的原始資料。爲了使更多的讀者瞭解章太炎先生二十世紀初在日本講《説文》的背景，認識太炎先生《説文》學的重大意義，瞭解本書材料的真實性和整理的過程，在本書付梓之時，我們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説明。
一
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初名學乘，改爲炳麟，又曾名絳，字枚叔，太炎本是他的别號，章氏的弟子、後學和仰慕者都以這個别號相稱。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位中國思想史、學術史和民主革命史上的巨擘，生活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覆滅的前夜，世界的進步與中國政治、經濟的腐朽、落後産生了尖鋭的矛盾，與此同時，中華文化也在遭受清王朝的閹割篡改和西化的衝擊而面臨危機。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國學家肩負着完成革命和推進國學的雙重任務躍上時代的高峰，他一方面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激越的思想站在反對民族壓迫、推翻封建帝制救亡圖存的鬥爭前沿，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創新的國學思想與實踐站在走向峰巔的乾嘉經學、史學、文學和‘小學’的學術制高點上。太炎先生一生的成就十分豐厚，這些成就深刻的思想内涵、鮮明的民族特點和獨創的風格與形式，在近現代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太炎先生有着獨特的學習經歷，他少年時代從父親章濬和外祖父朱有虔（左卿）讀書，一八九〇年父親去世後，則到杭州詁經精舍從學術大師俞樾學習經史，其間曾問學於黄以周、孫詒讓、譚獻等樸學家與文學家，在打下乾嘉學術根底的同時，也接受了明末清初乾嘉學派開創者顧炎武反對民族壓迫思想的深刻影響。對太炎先生來説，革命志向與學術探究來自同一根源，在他的頭腦中融爲一體，畢生未能分離。
爲了説明太炎先生一生的活動與著述是將革命與學術融爲一體的，這裏將他一九一一年以前的行年略述如下：太炎先生一九〇〇年反對唐才常‘勤王’而與清廷和保皇派决裂，割辮革命。一九〇一年遂赴蘇州，至東吳大學發表關於國學教育的演説；同年發表《正仇滿論》，遭到俞樾反對而作《謝本師》。一九〇二年避難日本，回國后删革《訄書》，同年着手編寫《中國通史》。一九〇三年應蔡元培邀請至上海愛國學社任教；同年撰《駁康有爲論革命書》，爲鄒容的《革命軍》作序，並與鄒容爲《蘇報》事件法庭抗爭。一九〇四年因革命入獄，受盡虐待，卻在獄中閲讀《瑜伽師地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等書籍。一九〇六年出狱赴日本加入同盟會，接任《民報》總編輯與發行人，與孫中山、黄興共商革命方略；同年舉辦國學講習會，作《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等演講，在《民報》發表有關思想道德方面多篇論文。一九〇七在《民報》發表《討滿洲檄》、《中華民國解》等論文；同年撰《新方言》連載於《國粹學報》。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揭露清廷僞立憲，發表多篇尖鋭犀利的論文與時評；同時開設講座，講授《説文》及《莊子》、《楚辭》等典籍。一九〇九年繼續在東京講學，撰寫《莊子解詁》、《小學答問》，完成《新方言》；同年撰寫《僞民報檢舉狀》，斥責汪精衛。一九一〇年在東京重建光復會，再次修訂《訄書》；同年在《學林》杂誌上刊登《文始》和《封建考》、《秦政記》、《秦獻記》等一批重要的學術論著，當年還撰寫《齊物論釋》，編定《國故論衡》並在日本出版。一九一一年仍在東京講學，聽説武昌起義消息，停止講學，以中國革命本部名義在東京發佈《中國革命宣言書》和《致滿洲留日學生書》，上海光復後回國。這裏列舉太炎先生辛亥革命以前的活動與著述概況，不能表達其貢獻的萬一，爲的是説明太炎先生一方面爲了偉大而艱巨的革命事業奔走呼號，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最猛最力者，取得了反清革命的首席代言人的地位。魯迅先生説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評價是不過分的。而另一方面則不停頓地從事學術研究，産生了許多深刻精湛的創新論著。這兩方面的行動逐年逐月齊頭並進，相互激發，正是太炎先生將革命與學術融爲一體的明證，不僅辛亥革命以前如此，辛亥革命以後，國内的政治形勢更爲複雜，太炎先生經常處於險境，但他一直初衷未改，從來没有停止學術研究和國學傳播。
革命與學術融合，成就了太炎先生革命活動的特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衆多，太炎先生並非唯一與第一，但他的貢獻十分獨特：作爲一個思想家和學問家，他以史爲鑒，極爲深刻地瞭解中國的國情；他的革命思想不僅着眼在制度的革命，同時在更深的層面上，關注着民族精神的振興和社會文化的變革，對建設中國的新文化和新道德有系統的理論和全面的設想，是文化變革和思想建設的領軍人物。在這方面，没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他匹比。
革命與學術融合，也成就了太炎先生學術研究的特點。在新的時代，太炎先生以極大的熱忱爲革命和建設來治經治史，提出了‘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民報》第六號）的口號，他深刻地闡述了國學與立國的關係。他説：‘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爲尤岌岌乎？’（《民報》第七號）他以宏揚國粹、振興民族精神爲己任，曾在《癸卯獄中自記》中自負地寫道：‘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絶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文録初編》）這種忘記個人安危、將國學存亡繫於己身的高度的責任感，至今仍使我們深深感動。一九一一年以後，他在西學至上、國學衰微的狂潮中堅守國學陣地，最終的目標是要辨明民族大義，弘揚中華文化，建立愛國信念，培養國民道德。太炎先生的國學研究與傳播，是他從精神層面救國圖强方略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與他創建新型民族文化的宏偉目標緊密相連的。
二
太炎先生的學術恢宏博大，涉及面非常廣泛。他博通經史，佔領着國學諸多領域的前沿，同時或精研或涉獵西方的哲學、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科學論著，吸取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有用的營養。在論及近現代學術史的許多學科時，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學術最基礎的根底，是國學中的‘小學’。
太炎先生的‘小學’是乾嘉學術的直接繼承。一九一四年，他修訂《訄書》，更名《檢論》，在《清儒》一篇中，他梳理了乾嘉‘小學’家傳承的脈絡。他説：‘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音）》、《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在批評了顧炎武以後的一些學者‘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谰言’之後，他又説：‘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震生休寧，受學婺原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説文》，《説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 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這裏梳理出的乾嘉‘小學’發展主線，以顧炎武爲開端，相承的吳、皖兩派，又以皖派傳承爲烈。戴震師承江永，二人均爲太炎先生所崇敬，戴學的傳人中又以段、王成就最高，而俞樾與孫詒讓直接繼承王念孫，時間則居於最後。太炎先生師事俞樾七年，又直接問學於孫詒讓，這種經歷已經從學術淵源上確立了他乾嘉學派殿軍的地位。
太炎先生的‘小學’繼承以顧、戴爲代表的乾嘉主流學派，是他自覺的選擇。他選擇這條道路的原因，除了仰慕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學術上取得的極高成就以外，還因爲他們的崇高品德與思想境界是太炎先生十分崇敬的。顧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太炎先生從幼時就緊緊追隨的人物。亭林原名絳，太炎先生也曾自名爲絳，他號爲‘太炎’，也與亭林的大名‘炎武’有關。顧炎武爲明末人士，立志排滿，不仕清廷。他的治學目的在明道救世，治學精神是實事求是，治學方法主張立根基、重創獲。他樹起‘經學’大旗，就是要用「小學」和經學來保護民族意識，以達到警醒國人，排滿抗清，反對民族壓迫，抵制文化專制的目的。他强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提倡‘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以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些高貴的品德都爲太炎先生全面繼承、終身不渝。戴氏之師江慎修深知民族大義，淡於功名利禄，授徒數十年，不仕清朝，正與太炎先生的志向一致。戴震更是清代傑出的思想家，他治學志在聞道，有着强烈的經世色彩，既重廣博又以追求精專爲最高目標，注重漢學師承又鋭意創新，在考據的基礎上闡發義理，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這些都在太炎先生學術發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實，自晚清以來，乾嘉學派初期那種帶着明確的愛國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經學、‘小學’研究，已經較少見到；迫於清廷文字獄的壓力，埋頭梳爬故訓、‘爲考據而考據’而不問是非的學人漸漸增多，僅靠權勢附庸風雅的半官半學的編纂也擠進學壇，甚至迎合統治者毁藏篡改典籍的不義文徒也不乏其人。太炎先生越過當代的低谷而遷於喬木，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學術研究與愛國思想相結合的精神，正是直接銜接着顧炎武、戴震等乾嘉主流學派高峰時期的治學特點的。在這種背景下，太炎先生‘謝本師’的舉動，是不難理解的。
太炎先生‘小學’上的成就不是僅僅承襲前人，而在接受了時代精神的陶冶，經歷了深入縝密的思考，吸收了西方科學思想後，有大量的創新和突破。他把附庸於經學的舊‘小學’改造爲獨立的中國語言文字學；他繼承了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方法論，關注事物的聯繫，擺脱了繁瑣的微觀考據，並吸收了邏輯學的推理方法，體會到‘學術無大小，所貴在成條貫’的道理。他深化了古人‘因聲求義’的傳統方法，開創了建立在音義系統基礎上的漢語詞源學……他是踏着前人腳印走出前人地域而超越前人終點的學術巨人。
三
太炎先生的‘小學’又是以《説文》學爲基礎的。根據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譜，他一八八四年十七歲時初讀《説文》，十八歲‘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開始讀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爾雅義疏》，懂得運用《説文》、《爾雅》以説經。一八九〇年入詁經精舍後，寫下大量的課藝，例如《膏蘭室札記》三卷、《詁經札記》、《春秋左傳讀》等，都是當時的成果。這些考據文章雖然只是當時的作業，太炎先生生前一直認爲僅僅是‘略識微言’、‘隨順舊義’、‘時時改文立訓’而‘自覺非當’，一直不肯正式刊行，也從未收入他自己的論著，這些課藝都是他去世後才收入全集的；但細讀起來，已經可以看出他運用《説文》和《爾雅》解决經史問題用心之良苦。三十歲以後，太炎先生的《説文》研究漸漸深入，他在認真學習繼承乾嘉‘小學’之後，捨棄了乾嘉舊路，對《説文》比合全文，窮盡繫聯，追根溯源，採用了超越前人的系統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代表太炎先生《説文》學最高成就、比較集中體現他的學術理念的，是他的三部代表作：《文始》、《新方言》和《小學答問》。他曾經宣告自己寫作三部語言文字學代表作的動機説：‘余以寡昧，屬兹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国故论衡•小學略説》）——‘明語原’、‘見本字’與‘一萌俗’，充分體現了太炎先生用語言文字統一民衆思想、激發愛國熱情的强烈願望，而這三部著作，都是在《説文》基礎上寫成的。
太炎先生的《説文》學，有四個重要的特點，由於《説文》學即是太炎先生語言文字學的核心，所以這四個特點也就是太炎先生語言文字學的特點：
第一，民族的。太炎先生雖然也吸收了西學的一些科學的方法，但他清醒地認爲，語言文字有獨特的民族性，研究語言文字不可一味追隨域外。他説：‘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他又説：‘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于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國爲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正因爲語言文字和社會歷史帶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它才能起到‘激動種性’的作用。也正因爲語言文字和歷史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語言文字學和歷史學才必須在自己本國創建，用中國特有之方法。‘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今中國不可以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國故論衡•原學》）
第二，語言的。早期中國傳統‘小學’注重形體，本質上是‘字本位’的，所以古代没有典型的語言學，只有從‘小學’生發出的文字學。太炎先生受到乾嘉學者音韻學的影響，又受到西方古典語言學的啓發，認識到音韻訓詁本爲一體，也就是説，詞語的意義首先是與聲音結合，然後才與形體結合，音義系統是第一性的，形義系統是第二性的。因此，他從重視形體的表層研究深化到以聲音爲線索的深層研究。他在敍述自己學術理念轉變的過程時明確説：‘三十以後有著書之意……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説文》，久之，覺段、桂、王、朱見俱未諦。適錢夏、黄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又以爲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系秩然。’學術理念轉變後，太炎先生進一步尋找統帥這個語言統系的操作方法。‘轉注假借’的概念給了他一個抓手。他進一步明確：‘余治小學，不欲爲王菉友輩滯於形體將流爲《字學舉隅》之陋也。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好之甚深，終以戴、孔爲主。明本字、辨雙聲則取諸錢曉徵。既通其理，亦猶所歉然。在東閒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餘過，乃知戴、段而言轉注猶有泛濫，繇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於是類其音訓，凡説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轉者，則歸之於轉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申之義也。’（《自述學術次第》）
第三，歷史的。在利用聲音探求語言的過程中，太炎先生已經認識到‘語言有所起’、‘義率有緣’而‘統系秩然’，就必然要去進一步追究這個有秩序的統系究竟是怎樣的狀態。在深究這個問題時，他認識到積澱在《説文》中的九千多字代表的詞語，並不是共時的産物，而是歷時孳乳的結果。他説：‘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自述學術次第》）在這個理念的指引下，他設計了‘語根’的概念，訂立了‘孳乳’、‘變異’兩大條例，以聲音爲線索，撰成了《文始》一書，其目的是想尋求積聚在表層平面上的由漢字負載的詞語深層的歷史發展脈絡。《文始》是漢語詞源學的初創之作，雖從微觀的字詞關係考察，頗多疑義，顯然不很成熟，但太炎先生旨在將《説文》平面的形義系統重組爲歷史的音義系統的理念，實在是難得的創新，他爲傳統‘小學’向現代科學的歷史語言學發展，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也爲《説文》學走向現代邁出了極有意義的一步。
第四，理論的。太炎先生在發展《説文》學的過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學者繁瑣的考據，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學精神，把中國語言文字學引向理論的探討。他繼承‘小學’重視第一手材料的求實作風，善於從大量語言文字材料中歸納條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條例，貫其會通，要其義理，探其根本。這是他的語言文字學能够較好地與現代語言學接軌的重要原因。
四
一九〇三年，太炎先生因宣傳革命、發表反滿言論被捕，清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章太炎與鄒容監禁三年。兩人在獄中受到虐待，不屈不撓，絶食抗議。一九〇五年，鄒容慘死獄中。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出獄，在同盟會的保護下東渡日本避難，並從事革命活動。與革命活動同時，太炎先生多次舉辦國學講習班，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太炎先生在給留學生開設國學講座之餘，又爲朱希祖、錢夏（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龔寶銓、許壽裳、朱宗莱、錢家治等人單獨開設一班，專門講授《説文》。本書整理的《筆記》，就是這幾次講授的記录。
關於一九〇八年太炎先生東京講習《説文》的内容與課堂情形，當事人或撰文回憶，或有日記傳世。這裏將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加以引述：
錢玄同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中曾提及這次講座説：‘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説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説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爲孫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啓明（作人）、許季茀（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逖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説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齪齷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嚴謹，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瞭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説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説絶異。同時他在《河南》雜誌中做過幾篇文章，我現在記得的有《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説》等篇，斥那時淺薄新黨之俗論，極多勝義。我那時雖已與他相識，但僅於每星期在先師處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談過多少話。’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追記‘從章先生學’的情況時説：‘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面爲《民報》撰文，一面爲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衝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銓）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内，師生環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説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絶，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又説：‘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爲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説話爲最多，而且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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